一、数据治理体系框架？
业务驱动因素决定了在数据治理策略中需要仔细控制哪些数据（以及控制到什么程度）。例如，医疗保健提供者的业务驱动因素之一可能是确保与患者相关的数据的隐私，要求在数据流经企业时对其进行安全管理，以确保符合相关政府和行业法规。这些要求通知提供者的数据治理策略，成为其数据治理框架的基础。
精心规划的数据治理框架涵盖战略、战术和运营角色和职责。它可确保数据在企业内受到信任、记录良好且易于查找，并确保其安全、合规和保密。
该框架提供的一些最重要的好处包括：
· 一致的数据视图和业务术语表，同时为各个业务部门的需求提供适当的灵活性
· 确保数据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的计划
· 了解与关键实体相关的所有数据位置的高级能力，使数据资产可用且更容易与业务成果联系起来
· 为关键业务实体提供“单一版本真相”的框架
· 满足政府法规和行业要求的平台
· 可在整个企业中应用的数据和数据管理的明确定义的方法论和最佳实践
· 易于访问且保持安全、合规和机密的数据
二、CDMP属于数据治理体系吗？
CDMP（Certified Data Management Professional）是一种数据管理专业认证资格，不是数据治理体系本身。
数据治理体系是一套包括策略、流程、规范和工具等组成的方法论，用于管理组织中的数据资产。它旨在确保数据质量、数据安全、数据合规性以及数据价值的最大化。数据治理体系覆盖多个方面，包括数据架构、数据策略、数据质量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隐私与安全等。其目标是确保数据被正确管理、使用和保护，并发挥最大的商业价值。
CDMP是由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MA International）推出的一项数据管理专业认证资格。该认证考察了数据管理领域中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涵盖了数据治理、数据架构、数据质量、数据建模等方面。获得CDMP认证可以证明个人在数据管理领域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
因此，CDMP认证可以作为数据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专业认证资格，但并不代表整个数据治理体系本身。
三、数据治理体系框架几横几纵？
大数据平台架构的层次划分没啥标准，以前笔者曾经做过大数据应用规划，也是非常纠结，因为应用的分类也是横纵交错，后来还是觉得体现一个“能用”原则，清晰且容易理解，能指导建设，这里将大数据平台划分为“五横一纵”。
四、农村垃圾治理三大体系？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农村垃圾治理的目标，就是到2020年全国90%以上行政村的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治理。要完成这个目标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切实加强和提升农村垃圾治理能力和水平。
在农村进行过调研，发现农村垃圾问题比较严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由于传统生活习惯使然，很多农村地区农民的环境意识不强，导致垃圾随地倾倒现象比较普遍;农村的环保设施投入不足。虽然政府专门引导一批涉农资金向农村投入，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总体上来看，农村环保方面的投入资金仍然较少;农村垃圾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效率不高。许多乡镇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划和有效的机制。
要推进农村垃圾治理，需构建三大机制：
一是要建立推进宣传教育机制，发挥农民参与农村垃圾治理的主动性。可以利用宣传栏、宣传单、横幅等多种途径，大力宣传垃圾治理的重要性，提高农民环保观念和卫生意识，让农民切身认识环境污染的巨大危害，形成农村人人珍爱环境、保护环境的氛围。
二是要建立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农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投入。在统筹城乡发展和深化农村改革的大背景下，加大对农村垃圾处理设施的投入。在村庄设立垃圾处理站，科学设计农村、城镇之间的垃圾处理中心，实现城乡垃圾处理一体化。
在这一过程中，应建立财政持续增长的投入保障机制，根据 “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各地适当提高垃圾清运收费标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各种资本参与农村垃圾治理项目建设，尝试农村垃圾治理走上市场化的道路。
三是要构建科学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农村垃圾治理的效率。要优化垃圾处理设施的布局规划，按照相关标准，在每个乡镇建立垃圾中转站、垃圾房等设施，配齐专用清运车辆，每个村庄放置垃圾桶等收集设施;要打破垃圾管理城乡二元分治局面，将农村环卫工作纳入城管、环卫部门管理，由专门环卫部门一竿子管到村，或者建立专业化和属地化双重管理模式，从而形成城乡一体的垃圾管理机制;此外，要建立农户、村庄、乡镇和县城分级立体化治理模式，各地因地制宜选择垃圾处理模式，走一条科学高效的农村垃圾治理之路。
五、治理体系包括三大要素？
国家治理体系至少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
其一，秩序系统。
国家治理体系的秩序系统体现在对不同社会力量的整合上。国家可以通过整合为社会成员提供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秩序。
这是国家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者最基本的功能。
其二，赋权系统。
国家需要保证每个公民应有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国家作为共同体同样需要着眼于公民自身基本目标的实现。
其三，创新系统。
为了维系巨大的财政开支，以及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国家需要保持旺盛的创新能力。
创新系统可以使得国家更有效地应对社会变迁，同时也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位置。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是系统性，即这些构成要素要完备。
六、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
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七、固体废物三大治理体系？
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固体废物是“三废”中最难处置的一种，因为它含有的成份相当复杂，其物理性状（体积、流动性、均匀性、粉碎程度、水份、热值等）也千变万化，要达到上述“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目标很难。
八、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第一，《巴黎协定》采用“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机制以实现全面参与。“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就是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的减排承诺。从目前的情况看，《巴黎协定》在促进包容性和实现全面参与上的成功是空前的。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提出自己的减排承诺，已经有188个缔约方提交了“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接近全球排放的100%。
第二，《巴黎协定》引入“以全球盘点为核心，以5年为周期”的更新机制。之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更新机制，以致于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启动新的谈判进程来更新各方承诺。《巴黎协定》规定自2018年起，每5年将对全球长期减排目标进行盘点，这将有助于各国政策的协调及同步加强。
第三，《巴黎协定》开启“自下而上”的行动模式。《巴黎协定》的新机制——“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允许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减排承诺，这种“自下而上”的行动机制有别于之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比如，《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议定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方式导致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接受而退出，削弱了协定的效力。
九、治理体系的含义？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胜利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个人学习《决定》的心得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体现了四个重要特征。
第一，理论性。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治理体系。一个有效运行的制度体系，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进行指导。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思想内核。
第二，实践性。《决定》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就特别强调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的探索中、在不断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进程中丰富和发展的。《决定》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正是党和人民在治国理政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体现。正是这些在实践中产生的优势，才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走向发展和完善。
第三，传承性。《决定》强调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在治理体系中融入文化根基，使我们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可以从更加全面和整体的视角来考虑。同时，中华文化特别强调从内部来根本性地实现问题的解决。深厚的文化根基使得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发展中形成自身特色，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进一步体现优越性。
第四，认同性。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实践中表现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一方面会转化为内部的认同，同时也会逐步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巨大影响。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需要把这些优势通过学术的方式阐释和传播出去，逐步理论化，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提供参考。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一方面可以增加人民对制度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和接受。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深刻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的这些特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是全党全社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也越来越得到人民的认同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也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十、全球治理体系演变？
二战后，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治理机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投资、金融、通信、旅游、恐怖主义、犯罪和军火走私得到了更为迅猛的发展，以至于造成法律和组织滞后。国际法和国际制度未能赶上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全球治理体制的范围和权力在事实和法理两个层面上出现了明显的鸿沟。
尽管在法理上联合国系统掌管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国际冲突的加剧或解决主要依靠武器精良的国家；尽管在法理上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基石，但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仍然主要靠非国家行为体。换言之，全球治理体系并未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体同步发展。如果不加以控制，这种趋势会在缺乏替代治理合法性的选择形式的情况下，进一步削弱现有国际体系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开辟出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也为变革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